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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東亞海域史近五年論文選錄(七)】:澳門《文化雜誌》
研究動態
【臺灣與東亞海域史近五年論文選錄(七)】:澳門《文化雜誌》
發佈日期:2020/04/14
分類:
海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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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衛東,〈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文化雜誌》第97期(2016年,澳門),頁55-62。
2. 施存龍,〈鄭和下西洋與「海上絲綢之路」: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一十週年〉,《文化雜誌》第99期(2016年,澳門),頁63-72。
3. 戚印平,〈晚明澳門-日本貿易中的中國黃金:以教會文獻為主的若干分析〉,《文化雜誌》第99期(2016年,澳門),頁89-106。
4. 張西平,〈滿剌加:東西方利益的交匯點〉,《文化雜誌》第99期(2016年,澳門),頁19-30。
5. 陳曦子、劉小珊,〈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被驅逐至澳門的時間和原因考〉,《文化雜誌》第99期(2016年,澳門),頁47-55。
6. 陳衍德,〈華人移居日本與媽祖信仰在日本的傳播〉,《文化雜誌》第99期(2016年,澳門),頁104-119。
7. 劉耿、董少欣,〈〈1644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南部年信〉譯註並序〉,《文化雜誌》第100期(2017年,澳門),頁72-102。
8. 張蘭星,〈從英國領航員到日本武士:威廉.亞當斯與17世紀的歐日交流〉,《文化雜誌》第100期(2017年,澳門),頁152-161。
9. 章文欽,〈從〈日本寄語〉到〈澳譯〉:兼論16至18世紀中外語言文化交流〉,《文化雜誌》第101期(2017年,澳門),頁7-13。
10. 周運中,〈從嚴啟盛事蹟看澳門與珠海興衰史〉,《文化雜誌》第101期(2017年,澳門),頁39-49。
11.陳曦子、劉小珊,〈17世紀日本耶穌會士參與生絲貿易原因考:以澳門和長崎貿易活動為中心〉,《文化雜誌》第102期(2018年,澳門),頁5-21。
12. C.R.博克塞,〈馬尼拉大帆船:絲綢和白銀的誘惑(1565-1815)〉,《文化雜誌》第102期(2018年,澳門),頁22-30。
13. 張西平,〈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在西方漢學史上的重要貢獻〉,《文化雜誌》第102期(2018年,澳門),頁31-49。
14. 龔纓晏,〈學術史視野下的《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文化雜誌》第102期(2018年,澳門),頁50-55。
15. 韓琦,〈南巡、傳教士和外交:兼論康熙對禮儀之爭和教廷特使多羅來華的反應〉,《文化雜誌》第102期(2018年,澳門),頁56-65。
16. 徐文琴,〈十八世紀蘇州版畫仕女圖斷代及大型花鳥圖探討〉,《文化雜誌》第102期(2018年,澳門),頁130-156。
17. 劉和富、王元林,〈清末珠江沙路河道塞通與廣州江防、通商關係探析〉,《文化雜誌》第103期(2018年,澳門),頁75-82。
18. 潘劍芬,〈十三行潘氏行商與中西藝術交流〉,《文化雜誌》第103期(2018年,澳門),頁108-116。
19. 吳寒、白鴻葉,〈明清澳門古地圖的圖像表現與文化內涵〉,《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澳門),頁5-17。
20. 徐曉望,〈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澳門),頁58-67。
21. 黃啟臣,〈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兼論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全球貿易〉,《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澳門),頁68-77。
22. 陳競翹,〈論宮前事件:十六世紀日歐文化衝突的頂峰〉,《文化雜誌》第104期(2019年,澳門),頁98-105。
23. 施存龍,〈隋代發現並命名的高華嶼並非澎湖島而是釣魚島考析:以考析《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為主〉,《文化雜誌》第105期(2019年,澳門),頁152-165。
1. 郭衛東,〈替代經濟學的範本:古絲路的衰落與新商道的開闢〉。
摘要:
綿延千年的絲綢之路的終結,轉成“茶葉世紀”,其中棉花經濟的崛起是重要的內在原因。在地理發現開闢新商道之後,各國為了交換中國茶葉,先是使用遙遠美洲的白銀;白銀減少後,傳統對華貿易國大批退出中國市場,祇有英國和美國較好完成了對白銀的替代,他們利用的不獨是本國產品,而是來自全球範圍:在北美方向,有西洋蔘、皮毛等;在太平洋諸島方向,有香料、檀香木等;在印度方向,有棉花、鴉片等。這些貨品前後相繼,舊去新來,為那時中外貿易的大宗,攪動整個國際市場,為我們提供了替代經濟學研究的典型歷史範本。
2. 施存龍,〈鄭和下西洋與「海上絲綢之路」: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一十週年〉。
摘要:
本文論述四方面問題:一、七下西洋是名副其實的有絲綢輸出的「海上之路」;二、要確切評價鄭和下西洋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歷史地位,它把「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頂峰,但鄭和並非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創者;三、如果永樂和宣德兩帝能制訂正確的目的和政策,鄭和下西洋不會有遺憾;四、復興「海上絲綢之路」,貫徹「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3. 戚印平,〈晚明澳門-日本貿易中的中國黃金:以教會文獻為主的若干分析〉。
摘要:
1549年11月5日,到日本傳教不足三個月的沙勿略 (Francisco Xavier) 神父在於鹿兒島寫給果阿戈麥斯神父 (António Gomes) 的信中興奮地說:“堺是一個非常大的港口,是有許多商人與財主的城鎮,有比其它地方更多的銀子和金子,所以我想在堺設立葡萄牙的商館。[⋯⋯] 如果帶神父來日本的人帶來這張目錄上的商品,肯定可以得到大量的銀子與金子。”他還特別叮囑道:“[⋯⋯] 載來神父的船不要裝過多的胡椒,最多80帕賴爾(相當於976克魯札多)。因為如前所述,在到達堺港時,帶得少就會賣得好,可以得到許多金子。”(1)在此前討論耶穌會士商業活動的文章中,此信曾被用來證明傳教士的多重身份與複雜使命,但從本文的角度看,我們當然會注意到耶穌會士在傳教東亞的最初時期就表現出對於黃金白銀的特殊興趣。
4. 張西平,〈滿剌加:東西方利益的交匯點〉。
摘要:
本文從滿剌加(麻六甲)與中國、滿剌加與葡萄牙、中國與葡萄牙彼此之間圍繞滿剌加展開的博弈和對滿剌加歷史的反思等方面研究了滿剌加的興亡,從全球史的視角揭示葡萄牙佔領滿剌加後對東西方的影響,從而凸顯滿剌加之滅亡對全球史研究的價值。
5. 陳曦子、劉小珊,〈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被驅逐至澳門的時間和原因考〉。
摘要:
作為一個出身低微的葡萄牙人,陸若漢少年時期追隨蜂擁而至東方的天主教傳教士到達日本。在異國他鄉的島國,陸若漢開始接受正規的學校教育,學習拉丁語、哲學、文學等課程,並跟隨神學院名師學習日本事務、日本文學和經院哲學,迅速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傳教士翻譯。陸若漢以“南蠻通辭”的身份與日本江戶時期的兩任執政者和許多掌握重權的人物相識相交,被認為是「有才能、知遇了活躍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所有政治家」的耶穌會傳教士。然而這位知遇了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眾多位高權重者並獲得信任的陸若漢,卻先於大批傳教士被驅逐至澳門,被迫離開他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日本國。陸若漢被驅逐的原因似乎是史學界頗感興趣的問題。由各種史料考察可知,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德川家康貿易代理人的身份讓陸若漢難免捲入錯綜複雜的矛盾漩渦;其二,有干預長崎行政事務、阻礙官員決策之嫌疑;其三,被捏造的醜聞嫁禍所致。
6. 陳衍德,〈華人移居日本與媽祖信仰在日本的傳播〉。
摘要:
歷史上旅日華僑起着傳播中華文明的作用。明治以前的日本是以整體性地接受中華文明為前提而接受媽祖信仰的。而媽祖信仰並非以單純民間信仰的形式傳入日本,而是與佛教等宗教結合在一起傳播的。媽祖崇拜、媽祖廟宇普遍與佛、道二教相結合,這種情形在中、日兩國是一致的。唐宋僧人入日是此後媽祖信仰傳播日本的前奏。雖然中國的造船和航海技術不斷進步,但赴日華商船隻及船上人員始終將祭拜媽祖視為安全航行的重要保證。以明末清初建立的長崎“四唐寺”為代表,媽祖廟宇自南向北在日本列島逐漸增多,遍及各地。自17世紀起,中日兩國的交往繼續發展,中國對日輸出的物資、人材及精神產品,推進了中華文明在日本傳播的廣度和深度,加上赴日華商與媽祖廟宇的互動頻密,媽祖信仰在日本的傳播遂得以進一步提昇。
7. 劉耿、董少欣,〈〈1644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南部年信〉譯註並序〉。
摘要:
本年信記錄了1644年明清鼎革中的中國,所涉主要事件包括:李自成進京、崇禎自盡、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及清朝的建立、弘光朝廷的組建與覆亡、史可法揚州保衛戰、鄭芝龍家族的崛起及隆武帝的登基等,可與中文文獻對勘。底層社會及普通個體在這起大事件中的命運、應對,本年信亦提供了豐富的個案,是從微觀視角觀察明清易代的新材料。本年信還記載了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四川、福州、泉州、建寧等耶穌會住院在動盪期中的教務情況,其中,對於發生於成都的一起幾千名僧道試圖迫害天主教的教案着墨最多,凡此均為中國天主教史的重要資料。
8. 張蘭星,〈從英國領航員到日本武士:威廉.亞當斯與17世紀的歐日交流〉。
摘要:
17世紀初,日本由分裂走向統一。德川時代的日本並不閉塞,來自歐洲的葡、西(班牙)、英、荷人都來到日本經商。新教徒威廉‧亞當斯是首位抵日的英國人,經過不懈努力,他還成為日本歷史上少見的外籍(白人)旗本武士。他也是江戶幕府初期最具影響力的歐洲人之一。亞當斯是德川幕府的傳奇人物,亦是17世紀歐日貿易的關鍵人物,更是促進東西交流的偉大使者。
歐日首次邂逅發生在16-17世紀,一些國外學者稱那段時期的日本歷史為切支丹時代。(1) 按照宗教派別來區分在日活動的歐洲人,以亞當斯為代表的英、荷人是新教徒,葡、西人是天主徒。從16世紀中期起,葡人每年都派一艘大船來日經商(西班牙船隻亦偶爾來到日本)。同時耶穌會在日本傳教已打下了根基。直到1600年,才有第一批新教徒抵日,他們主要來開展貿易活動。此時的日本正走向統一,威廉·亞當斯一行不但要面對將軍的質疑,還要對抗天主徒的迫害,但他們最終堅持下來,並在日本立足、發展。亞當斯這位勇敢、勤奮的英國領航員,在日本達成兩項成就:他是第一位抵日英國人,同時獲得了日本旗本武士的頭銜。(2) 在日本,亞當斯經歷了兩大人生轉變:其世界觀逐步由西方轉向東方,其角色從一名普通領航員變成了促進東西交流的偉大使者。中文學術圈對16-17世紀的歐日交流 (特別是貿易往來) 研究較少,對亞當斯的研究更少,國內幾乎沒有相關專著或論文。鑒於此,本文以17世紀的歐日貿易為背景,對亞當斯的傳奇人生試做介紹和評析。
9. 章文欽,〈從〈日本寄語〉到〈澳譯〉:兼論16至18世紀中外語言文化交流〉。
摘要:
〈日本寄語〉為16世紀以漢字標義註音的一篇日語譯語詞匯,〈澳譯〉為18世紀以漢字標義註音的一篇葡語譯語詞匯。本文採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通過對從〈日本寄語〉到〈澳譯〉的研究,在語言學源流、譯語分類、譯語註音諸方面進行探索,指出〈日本寄語〉和〈澳譯〉繼承自《爾雅》、《方言》以來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傳統,又因一篇產生於明代嘉靖初年中日貿易重要港口寧波附近的定海,一篇產生於清代乾隆初年中西貿易重要港口廣州的外港澳門,從而又有各自的地域特色。由此追尋16至18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外語言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證明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國,是立足於自身固有的文化傳統,來接受外來文明中適合於自己的文化因素;而這也是每個國家民族進行文化交流的普遍現象。
10. 周運中,〈從嚴啟盛事蹟看澳門與珠海興衰史〉。
摘要:
明代天順年間漳州海盜首領嚴啟盛曾在香山縣南部海面的大井洋活動,葉盛指揮官軍,經過沙尾外洋,到達大井洋,擒獲嚴啟盛。前人或誤以為葉盛在沙尾外洋擒獲嚴啟盛,或誤以為沙尾外洋、大井洋在今澳門,甚至誤以為嚴啟盛開創澳門商埠與媽閣廟。本文指出大井洋在橫琴島西部的大井角之西,沙尾外洋在沙尾營之外的磨刀門海面。嚴啟盛在香山縣的活動主要在南部諸島,他不是澳門商埠與媽閣廟的開創者。嚴啟盛在海上到處遷移,不可能建立固定基地。明代前期香山縣南部的商業中心在橫琴島、三竈島等地,葡萄牙人也是先到浪白澳等地,澳門是最後興起的。雖然澳門在嚴啟盛的時代尚未興起,嚴啟盛也不可能建立固定基地,但是嚴啟盛對中國海洋史的影響仍然值得重視。
11.陳曦子、劉小珊。
摘要:
16至17世紀,在澳門與日本長崎的生絲貿易中,耶穌會傳教士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各種貿易活動。這種遭到非議、不符合耶穌會傳教事業的行為,實為當時耶穌會的日本傳教之必需。日本耶穌會和天主教若沒有來自生絲等貿易的收益便無法生存,會面臨因為物資的不足難以維持下去、甚至導致事業消亡的困境。耶穌會有限的正常收入與逐年遞增的經費開支形成的巨大差額,可視為日本教會介入長崎貿易活動的主要原因,葡萄牙商船的來航日本對於耶穌會傳教活動是不可欠缺的存在。
12. C.R.博克塞,〈馬尼拉大帆船:絲綢和白銀的誘惑(1565-1815)〉。
摘要:
1565年西班牙大征服者米格爾·洛佩斯·德·黎牙實比率領遠征隊挺進菲律賓,並於1571年建城馬尼拉。適逢盛產絲綢的明王朝發生銀荒,同時白銀氾濫的西屬美洲又極度垂涎中國絲綢,因而絲綢和白銀好比兩塊磁鐵般湧進了不毛之地馬尼拉,並在此進行了難以計數的交換。這種貿易所產生的鉅額利潤成為一種令人難以抵制的誘惑,使得當時被稱為常來的中國福建商人和形形色色的西班牙人在長達兩個半世紀的時間裡爭先恐後地參與其中。儘管時常要面對敵人海盜式的劫掠和襲擊,還有西班牙王室為阻止白銀外流中國而加之以限制性立法的蓄意破壞,以及船難對人力和物力所造成的災難性損失,但是西班牙人抑或是菲律賓人依然憑藉著強大的勇氣和信念,駕駛著馬尼拉大帆船勇敢地航行在充滿未知風險的太平洋上。
13. 張西平,〈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在西方漢學史上的重要貢獻〉。
摘要:
本文首先回顧了西方地圖中的中國繪製歷史,從這個歷史的回顧中,揭示出羅明堅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在西方地圖繪製史和西方漢學史上的地位。同時,論文揭示了羅明堅中國地圖的中國底本,說明其中國地圖的知識來源。
14. 龔纓晏,〈學術史視野下的《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
摘要:
明末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人。而要全面認識利瑪竇對中國思想文化史所產生的影響,就必須掌握關於利瑪竇的所有中文記載。可是,要從浩如煙海的中文古籍中將關於利瑪竇的史料以“竭澤而漁”的方式全部搜羅在一起,實非易事。這樣,湯開建教授编辑的《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就具有很大的學術價值。這部《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不僅彙集了近年來發現的大批新史料,而且還對史料中的疑難問題進行了考釋,同時又在考釋史料的過程中介紹了國內外的前沿動態,從而為今後的學術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利瑪竇明清中文文獻資料匯釋》是對中國學術界相關成果的一次全面總結,它的出版,代表了中國學術界在此領域的學術成就,標誌著中國學者憑藉自身的優勢,開始在利瑪竇的國際學術研究中發揮主導作用。
15. 韓琦,〈南巡、傳教士和外交:兼論康熙對禮儀之爭和教廷特使多羅來華的反應〉。
摘要:
1684年至1707年間,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康熙不僅巡視河工、祭拜孔子與明陵,考察官員,瞭解民情,同時也藉機籠絡江南漢族士大夫。本文將根據國內和歐洲所藏文獻和檔案,揭示南巡過程中康熙與傳教士的互動,並重點討論最後一次南巡(1707),分析康熙、直郡王和內務府官員在處理禮儀之爭時對教廷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來華和傳教士的態度。
16. 徐文琴,〈十八世紀蘇州版畫仕女圖斷代及大型花鳥圖探討〉。
摘要:
本文以歷史上流傳在歐洲的18世紀姑蘇版畫為主,探討其中仕女圖的斷代,以及大型花鳥圖的特色。這兩種題材的姑蘇版畫目前在歐洲多處皇宮、城堡及莊園都有所收藏,並仍被作為壁飾、壁紙,加以使用及保存。與18世紀流行的蘇州“法泰西筆意” (“仿泰西筆意” )洋風版畫不同,花鳥圖保持傳統風格,沒有受到西洋美術影響。相反地,仕女圖大多洋風化,其風格發展可劃分為三個階段:17世紀末至1720年可視為發端期,1730及1740年代是全盛期,1750年代至18世紀末是洋風的衰退期。這三個階段的仕女圖各有特色,而且在前兩個階段傳統線刻法作品與“法泰西筆意”作品同時並存。第三個階段回歸以線刻法為主,但洋風的遺存仍然可見。
17. 劉和富、王元林,〈清末珠江沙路河道塞通與廣州江防、通商關係探析〉。
摘要:
珠江沙路河道為外國商輪往來廣州城之水路要道。受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火炮技術等因素影響,清末沙路河道區位優勢與戰略價值愈發凸顯,清政府與西方各國圍繞河道的江防與商貿等問題展開激烈爭奪,使其呈現出“塞斷防禦—既塞既開—撤柵通商”的變化過程,逐漸從“防禦要道”向“商貿要道”轉變。沙路河道的塞通反映出水運交通與軍事防禦、通商貿易、外交政策、邊疆經略等之間的密切關係。
18. 潘劍芬,〈十三行潘氏行商與中西藝術交流〉。
摘要:
潘振承是清代廣州十三行著名行商。他的後繼者潘有度、潘正煒均是廣州十三行“開風氣之先”的行商。他們在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站在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促進了中西方藝術文化交流。本文主要對潘氏行商在中西繪畫、建築和戲劇藝術的交流中所起作用進行了探討。
19. 吳寒、白鴻葉,〈明清澳門古地圖的圖像表現與文化內涵〉。
摘要:
澳門是明清時期輿圖的重要表現對象之一,這批中西文地圖傳達出豐富的文化信息。首先,通過對澳門相關古地圖的研究,我們能得出澳門之得名應源自“ 濠鏡澳” 與“ 十字門” 意蘊之結合, 而非“ 南北台山相對” 之說。其次,明清輿圖對澳門的表現,體現出位置偏中、比例偏大、信息詳實等特點,反映了澳門作為廣東中路海防要地的重要戰略地位。再次,同時期的中西文輿圖,在對澳門的定位方式、圖像視覺中心的選取、提示信息的側重等方面,都表現出相異的取向,折射出中西不同的海洋意識。
20. 徐曉望,〈鄭和遠航與香料之路〉。
摘要:
鄭和遠航不僅帶上了中國出產的絲綢、瓷器等商品,還從南洋的爪哇島一帶運走了數量可觀的香料。最早,這些香料的消費中心是中國,一直到明代前期的鄭和時代,中國進口的香料數量巨大。鄭和下西洋必經爪哇,是為了從東爪哇等地採購丁香、肉豆蔻等香料。鄭和船隊將這些香料和絲綢、瓷器運到印度洋的港口古里、阿丹、忽魯謨斯等港口,擴大了東方與歐洲的貿易,最終導致歐洲人的東向殖民。
21. 黃啟臣,〈明清時期廣東絲織製造業的發展:兼論以澳門為中轉港的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全球貿易〉。
摘要:
在海上絲綢之路高度發展的明至清前期(1368-1840年),由於明清政府於1522-1840年實行廣州一口貿易政策,所以中國絲綢從廣州出口、經澳門中轉往全球貿易,從而拉動廣東絲織製造業的蓬勃發展,成為全國三大著名絲織業中心之一。據史料記載,當時廣東的絲織製造作坊和工廠已達到142家,
並有了陳啓沅兄弟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間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製造出絲布、紗羅、色絹、色鍛、布絹、綾絹、紵絹、緞絹、錦緞,全銀緞、錦綺和牛郎綢等10多種絲織品,而且質量超過福建和三吳(江蘇的蘇州、常州和浙江吳興)兩中心,贏得“蘇杭皆不及,故廣紗甲天下”的美譽。
22. 陳競翹,〈論宮前事件:十六世紀日歐文化衝突的頂峰〉。
摘要:
宮前事件是1561年爆發於在平戶城內經商的葡萄牙商人和日本人之間的一次衝突事件。事件起源於平戶領主松浦隆信為獲取與葡萄牙商人貿易的特權,而促使領內民眾改宗信奉天主教,引發了佛教與天主教、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國內學界對該事件較為陌生,因此希望借此拋磚引玉,引起國內日本史學者對宮前事件及日歐文化衝突的討論。
23. 施存龍,〈隋代發現並命名的高華嶼並非澎湖島而是釣魚島考析:以考析《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為主〉。
摘要:
論證隋代官方艦隊赴流求國航程中六個關鍵問題,有破有立:陳稜所率的萬人大軍不可能是浙江的東陽郡加餘杭郡、會稽郡的兵,而應是長江口內廬江郡、江都水軍為主,及小部份在廣東義安郡招的南海兵;艦隊始發港不會是寧波或杭州,應是長江口
江都港即今揚州海港;否認今泉州港某處為始發港,主張建安郡閩江口港口,仍起集結中轉及出國境作用;義安郡港口應在員水河口內,不會是今閩南的銅山島;陳稜所到的流求國不應是今台灣島東北部而應是今琉球中山島;赴流求國途中發現並命名
的高華嶼不會是澎湖島而應是釣魚島。對於釣魚島原始發現,本文所發展的新亮點,一是提出陳稜航程始發地應是長江口內的江都,兵源和船源主力,亦由其提供,二是提出福州閩江口內長樂縣應是中途添船募員會合地,也是此行最後出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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